回憶朱樹屏先生（譯文）

J.W.G.lund博士

英國淡水生物學會（FBA）

當初，在我開始寫朱樹屏回憶錄的時候，我還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發生了什么事。但是，通過我與朱先生的兒子朱永博士的通信，我知道的確發生了一些事情。后來，我認識了他的二兒子朱明，我終于知道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里經歷的所有慘劇。

我感到莫名的欣慰，因為我們將慶祝朱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并借這個機會讓公眾了解他為植物學和海洋科學所作的一切貢獻

樹屏于1938年到倫敦大學和劍橋大學留學，師從弗雷治（Fritsch）教授；我也曾是弗雷治教授的學生，不過我在樹屏入學前六個月就離開了倫敦大學，去從事完全不同的職業。直到我于1945年到淡水生物協會工作后，才認識了樹屏。不過在此之前我曾經聽很多朋友，包括我們共同的老師，說起過樹屏。他是一個非常獨特而有趣的中國人，他為浮游生物科學做出了極為有價值的貢獻。樹屏和我后來工作的淡水生物協會（The Freshwater Biological Association FBA）的實驗室設在雷伊（Wary）城堡內，而這個巨大而顯赫的仿古城堡坐落在英格蘭最大的淡水湖——文德米爾（Windermere）湖畔。

淡水生物學會當時只有很少幾個工作人員，大部分人都去為戰爭服務了。在剩下的工作人員中，有幾個人是從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來的，他們在這兒保管一些珍貴的昆蟲標本。在二戰期間倫敦遭到了猛烈轟炸，出于安全考慮，這些標本在那時被轉移到了雷伊城堡。還有三個人是來自英格蘭東海岸的一所漁業研究所，這個研究所也曾遭到轟炸。還有一兩個研究生。這個規模雖小但成分復雜的群體，生活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周圍是一個只有幾百人居住的小村子。這個新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對于初來乍到的樹屏是一個考驗，因為在此之前他已經熟悉了倫敦和劍橋的大學校園和人來人往的公共場所和實驗室。不過，靠著他與生俱來的創造能力，他很快就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并開始高效率地工作起來。當時實驗室的條件很簡陋，有些儀器在使用過程中常常會出毛病，我們得自己把儀器修好。樹屏總是幫我們作這作那，并能欣賞這種修修補補的實驗室生活中的很多喜劇成分。

樹屏本來想在1940年或1941年回中國去，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卻使他不得不留了下來。1944年，他預定了最早開往美國的一艘客輪上的艙位，因為那是他回中國的必經之路。那時從英國到中國的直航航線都不通了。與此同時，一批來自美國Woodls Hole海洋研究所（WHOI）的科學家邀請他合作，進行牡蠣營養方面的研究，因為樹屏在這方面獨有建樹，是美國方面所能找到的這方面的最佳人選。1945年12月底，中國大使館來電報通知他有艙位了，他必須在兩周之內出發。于是，幫他收拾行李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艱巨任務。他收集了一大堆研究用的書籍資料，都是當時的中國所沒有的，全都需要寄回去；我們就把這些打了包。然后他又要整理現有的實驗數據，又急于整理他實驗室的瓶瓶罐罐，同時他還堅持要把手頭的一些實驗作完。我告訴他那不可能；他要么不回中國，留在這兒把實驗作完；要么回中國去，放棄做這些實驗。最后，他不得不猶猶 豫豫地承認我是對的。

在他出發去倫敦的前一天晚上，我們仍然在幫他收拾行李。他需要從倫敦乘船去加拿大。他到倫敦以后，就去銀行取他那很少的存款，想隨身帶著去加拿大。他沒有美元，所以這些錢能幫他從加拿大前往美國。但英格蘭銀行不給他兌換美元，甚至也不允許他帶錢出境。原因是二戰結束后，英國異常貧困，所以對于攜帶美元出境有嚴格的規定，以限制貨幣外流。

樹屏于1946年1月1日抵達加拿大的Nova Scotia（新斯科舍省），口袋里只帶了不到一個英鎊。不過 ，他在美國的同事為他買了飛機票，使他最終飛到了美國。他很快到了Woods Hole海洋研究所，開始參與牡蠣營養方面的研究，他們希望他在那里呆一年時間，但他不同意，說要盡快回中國去，所以他只在美國呆了幾個月的時間，我聽說的他在美國的最后的事情是，在他開著吉普車從馬薩諸塞州到加利福尼亞的路上，他搜集或購買了很多儀器；這些儀器是當時的中國所沒有，而他在實驗室中又必需的。這就是典型的朱樹屏！他一直抱定一個想法，那就是：當我回國以后，我能為我的人民作些什么？

1946年底，樹屏終于回到了他的祖國。剛開始我們保持通信，但最終還是失去了聯系。

我在這里沒有談一點兒科學上的事情，我只是很簡單地介紹了樹屏這個人——我的朋友。

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我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夠認識他，并且成為他的朋友。

注：本片已獲授權用于科學家精神傳承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