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黃海深處的青島國家深遠海綠色養殖試驗區，海面如一塊墨玉。
目光下移，直至30米深的冷水團中，身披銀白鱗片的三文魚在“深藍2號”養殖網箱里穿梭、翻騰。5個月后，它們將被送往天南海北，端上千家萬戶的餐桌。
“海洋能為人類提供的食物總量，是陸地的1000倍。”6月8日，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海洋大學食品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薛長湖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然而，在實現“藏糧于海”的進程中，卻存在諸多挑戰。深遠海養殖裝備、水產育種、水產品加工等關鍵環節，決定著“藍色糧倉”的深度與廣度。
如何讓“藍色糧倉”真正豐盈起來？記者深入采訪多位院士和專家。
海洋牧場：優化裝備有序發展
網箱破損、變形，大量魚死亡或破網逃逸……
時至今日，提起2024年9月超強臺風“摩羯”帶來的沖擊，廣東省陽江市雙山島養殖基地養殖戶余先生仍唏噓不已。他說，陽江每隔一段時間就可能遭遇一場對深海網箱養殖影響不小的臺風，似乎難以擺脫“看天吃飯”的困境。
隨著陸上及近海養殖空間日益趨緊，近年來我國各地積極建設深遠海牧場。然而，與近海養殖相比，深遠海的自然環境更為兇險。據統計，全球約60%的臺風活動集中在我國東南沿海區域。
如何提高海洋牧場抵御風險的能力，是當前亟待探索的課題。
在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員楊紅生看來，建設海洋牧場要科學論證、謹慎選址。“并非所有的海域都適合深遠海養殖，在前期要做好功課，選擇海況相對穩定的海域。”他建議，各地因海制宜，因種而異，因數而為，科學評估海洋牧場的社會、經濟和生態效益，切忌盲目跟風、一擁而上。
楊紅生還提出，應加強海洋災害機理研究以及早期預警系統建設，提升臺風等災害性天氣的智能預報能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唯有先進裝備才能助力海洋牧場安全生產、可持續發展。”楊紅生表示，要在先進工程技術與材料的支持下，優化深海網箱的結構設計與材料規格，提升其抗風浪能力和智能化水平。
現代化的深海養殖裝備，往往投入巨大。
目前，重力式網箱是深遠海養殖的行業“頂梁柱”，技術成熟、應用廣泛，養殖效率高且成本可控；養殖工船則是“新貴”，門檻較高，海況適應力與集約化程度較高，但建設及維護成本高昂；桁架類網箱介于兩者之間，性能均衡。
專家建議，應根據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地推進各類養殖方式的發展——以重力式網箱為基礎，適度拓展桁架類網箱的應用范圍，并有序開展養殖工船的試點工作。
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底，沿海各地已建成重力式網箱2萬余口、桁架類網箱40個、養殖工船4艘。
值得注意的是，深海養殖裝備的發展，在推動海洋漁業轉型升級的同時，也對海洋環境產生一定影響。
“比如，高密度養殖可能導致殘餌和魚類排泄物積累，增加水體中的有機物、氮、磷含量，引發局部富營養化。”楊紅生提醒，目前部分深海養殖平臺依賴柴油發電，可能產生燃油廢氣和含油廢水，導致環境污染問題。
深海養殖裝備的環境影響可通過技術創新和科學規劃有效降低，未來需加強長期監測，平衡產業發展與生態保護。
楊紅生向記者表示，建設海洋牧場要秉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理念。
具體而言，要根據生物承載力，確定海洋牧場的建設規模，并探索建立多營養層次的綜合養殖模式。“簡單地說，就是在養殖系統中，讓一些動物吃掉其它動物釋放或排泄到水體中的廢棄營養物質，從而實現養殖系統內物質循環利用。”楊紅生還建議，加強養殖裝備對新能源的利用，有效降低碳足跡。
水產育種：激發“芯”動能
向海洋要食物，水產良種無疑是關鍵“芯片”。自20世紀60年代起，我國海水養殖經歷了“藻、蝦、貝、魚、海珍品（海參和鮑魚）”五次產業浪潮，每一次都發端于優良種苗培育技術的重大突破。
當下，以深遠海養殖、海洋牧場為代表的第六次海水養殖浪潮正在興起。深遠海養殖投資大、成本高、風險大，養殖品種必須是能適應深遠海復雜環境，且具有較高經濟價值的魚類。
我國水產種業體系建設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雖起步較晚，但近30年來已取得長足進步。然而，從整體來看，我國水產良種覆蓋率仍處于較低水平，如鮭鱒、南美白對蝦等重要苗種仍依賴進口。采訪中，多位專家提醒，應聚焦重點品種，加快培育自主可控的重大品種。
“海水魚新品種數量不足，適合工廠化和深遠海養殖的品種更是稀缺。”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黃海水產研究所研究員陳松林告訴記者，我國目前養殖的海水魚類僅有9種魚類擁有新品種，且大多數品種主要采用傳統育種技術育成。傳統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長速度，但種質退化、災害頻發等問題依然嚴峻。
“培育既高產又抗病的水產新品種，是我國水產種業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陳松林說。
現代分子育種技術為水產種業發展提供了突破口，使育種從傳統的表型選擇逐漸轉向精確的基因編輯和基因組選擇，大大提高了效率和精度。但是，目前該技術僅應用于部分苗種，應用范圍并不廣泛。
“分子育種技術難度較大，成本也相對較高。為節約成本，育種企業通常只將其應用于價格較高的品種。”陳松林表示，應努力降低分子育種技術的成本，使其能夠在更多品種上得到應用；還要加強分子育種原創性技術研發，完善分子設計和智能育種技術體系，力爭培育出更多抗病高產的突破性新品種。
在采訪過程中，記者了解到，發達國家水產種業主要由規模化龍頭企業主導進行種質創新和產業化應用，市場集中度較高。如美國的對蝦龍頭企業通過親本控種技術選育的良種，幾乎壟斷全球種蝦市場。
相比之下，我國的水產種業仍以高校和科研院所為主力，水產苗種企業數量眾多，但規模普遍較小，自主創新能力較弱，競爭力不足。對此，陳松林建議，培育創新型、領軍型水產種業龍頭企業，推動企業成為種業創新主體。
楊紅生認為，應建立完善的水產種業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健全院企合作育種激勵機制，加快“保—育—測—繁—推”一體化聯合攻關，推動育種更好地適配產業實際、適應市場需求，為我國水產種業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水產加工：向“高精深”發力
30多年來，我國水產品產量一直穩居世界首位。最新數據顯示，我國2024年的水產總產量達到7410萬噸，刷新了歷史紀錄。
不過，我國并非水產強國。在水產品加工環節，我國還存在加工比例低、精深加工程度低、副產物綜合利用水平不高等諸多短板。
“水產品加工不僅提供了優質蛋白，更連接著養殖戶與市場。”中國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學校長陳衛指出，“但我國水產品加工比例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
針對這一現狀，陳衛提出了三點建議：一是提高海洋生物資源利用率，提升水產品的加工比例和精深加工水平；二是加強水產品智能化加工技術集成與裝備開發，推動水產品加工向機械化、綠色化方向發展；三是強化水產品副產物的高效利用，減少資源浪費并保護環境。
在薛長湖看來，應該從功效性挖掘的角度出發，推動水產品加工向高端化、精深化發展，開發一系列高值化功能性食品，為消費者提供精準營養。
“要真正將水產品的功效價值挖掘出來并形成產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薛長湖提出，應推動海洋水產品加工從傳統模式向生物加工、營養功能加工、高品質控制加工升級，并打通行業技術與產業應用，加速技術成果的產業化。
薛長湖團隊目前正在開展“干細胞培養魚肉”的前沿性研究。通過這一創新探索，未來我們有望不再依賴大規模水域，而是從車間的生物反應器中“生產”出魚肉。薛長湖表示：“我們希望突破產業化關鍵技術瓶頸，創新集成細胞培育魚肉生產工藝，建設高品質產業化生產示范線，為水產品加工開辟全新路徑。”
建設“藍色糧倉”是一項系統工程，大量的漁獲上岸之后，需要及時地保鮮、儲藏或分銷。
中山大學教授黎祖福表示，應積極培育適應離岸和遠海養殖需求的冷鏈物流、加工運銷等一體化新業態，構建完整的產業鏈。
此外，針對當前水產品加工流通環節損耗大、水產品加工與消費對接不緊密等瓶頸問題，受訪專家進一步提出，期望通過鼓勵發展現代水產品倉儲保鮮冷鏈物流設施，完善冷藏、冷運、冷銷的水產品溫控供應鏈體系，打造一條從源頭到終端的“溫控走廊”，最大程度減少損耗。
同時，也有專家提出，要培育水產品精深加工大型企業，助力其打造具有影響力的品牌，通過品牌的力量擴大加工水產品的消費群體，引導消費升級和飲食新時尚，從而推動我國水產業從“大”向“強”轉變。
從實驗室到深海網箱，從一尾魚苗到餐桌佳肴，人類向“藍色糧倉”要食物的路徑愈發清晰。下一步，還可從哪些方面發力？
中國工程院院士麥康森提出了“跨界融合”的理念。他認為，可推動海洋牧場與海上文旅、海上風能、海洋科考等產業深度融合，打造多元協同的產業集群。
目前在廣東汕尾，“伏羲一號”項目通過“海上風電+海洋牧場”的融合發展，實現了“水上發電、水下養魚”的立體化利用。在山東煙臺，“耕海1號”項目則將現代漁業養殖、休閑文旅、科普教育等融為一體，開創了“藍色糧倉+藍色文旅”的新模式。
